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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制度的研究路径

原标题：古代文学制度的研究路径文学与制度的研究是古代文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制度是形成文学之河的山川形势，雕琢了文学的基本样式，因而很多文学是制度运行的产物。文学制度是有关文学独特的制度形态，如文学的格律、体式以及相应创作制度等。文学与制度的研究，要通过制度观察文学的运行，又要通过文学思考制度的促成，在二者的交叉面上展开工作，需要历史研究和文学研究的双重发力。

中国从五千年前就形成了国家治理体系，从制度形态上开始促成文学。早期中国在文学萌芽时期，《尚书·尧典》就记载了“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这就是制度对文学的要求。《尚书》的典、谟、誓、命、训、诰等文体，也是在国家治理中形成的制度性文本。

在文学独立之前的文学，很多是制度的副产物。在秦汉国家制度开始设置“文学”职务，至东汉方确定为甲乙二等，作为底层官员的选拔路径。经过了科考累积的“文学”之士逐渐形成了文学群体。这些“文学”之士辅助起草公文，润色鸿业，在朝廷公文上引经据典。如公孙弘以《春秋》决狱，以经学所形成的道德认同作为判断事件的依据。由甲乙科考、选官制度、奏议制度形成文学习惯和表达方式，促进了两汉政论散文内容和形式的固化。作者作为制度下的职官，必须为职务去制作公文。就像贾谊、晁错、司马迁、刘向、刘歆、班固等人的作品，很多是职务性创作。有很多文本是因应现实职务进行政论、奏议、史传、校书等书写。这些作品既是制度的产物，也是作者独特文学才能的体现。

两汉四百年累积的文字技巧，使得公文的文学特征逐渐被作家意识到。他们开始利用这些技巧表达个人的情绪，形成了不同于为制度而创作的文学作品。比如司马迁在作《史记》时尽量避免个人情感的过多流露，但在《悲士不遇赋》中还是书写了个人的情感。由此观察作为制度性创作的汉大赋如《子虚赋》《上林赋》《两都赋》等，作者要尽量呈现出帝国的景象。作为私人情感书写的骚体赋，则流露了个人的无助、无奈和心酸，如班固的《幽通赋》、冯衍的《显志赋》、蔡邕的《述行赋》等。经历制度文学所积累起来的文学手法、文学技巧和文学才能可以在自由的书写中千姿百态，使得文学在作为制度文学的千人一面之后，呈现出个人表达的争奇斗艳。

从制度观察文学，能够发现文学职务的设立、公文的文体分立、文学的样式，甚至文学的视野都是制度的产物。周代设计的采诗制度、汉代流行的采诗夜诵、魏晋的闻听谣谚、唐代的拾遗制度、宋代的台谏制度等，都是让特定的官员直面社会现实，观察种种弊政，采用公文的形式呈报，陈子昂、王维、杜甫、白居易、元稹、欧阳修等人担任过谏官，养成了他们观察民生疾苦的视角，才使得他们能用文学笔法直面现实问题，写出动人心魄的文学作品。

制度文学是在历史、文献与文学的交叉面上展开工作，这需要研究者能够深入到历史现场，观察历代制度变革之于文学深刻而复杂的影响，细密地分析文学变动背后的动因，探索文学变动的精微之处，这就拓展了文学研究的深度，推动很多结论更加深化。

古代文学形成的诏令、奏疏、政论、奏议、碑铭等文体，以及古体诗、近体诗、词、曲等都有特定的行文习惯和内在约束，形成了特定的文体格式和言说方式，可以视为文学的制度性规定。

文学制度研究的着眼点是直接推动文学发展的内部制度。比如律诗是如何通过起承转合来实现章法的曲折，如何通过粘对来达成诗作的浑然一体。八股文如何通过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八股来实现以简驭繁。文学制度首先要研究文学自身的制度性规定，才能深刻地解释文学的审美特质。

文学有特定传播方式等制度性约束。比如《诗经》的演奏技巧、汉赋的诵读方式、汉乐府的表演、词曲的演唱、戏曲的演出等，都有相应的音乐、乐器、场地等外部制度的约束。这些文学制度决定了文本的韵律、体式、表达方式和言说习惯。

文学制度还包括因文学活动所形成的制度。如酬唱是按照特定的制度规定所创作的诗词，要求参与者内容相关、字数相等、结构相似、押韵对应、平仄相符，必须按照诗词的规定性来完成相应的诗作，如薛涛的酬唱、九老的酬唱、西昆的酬唱等，锤炼了文字技巧，促成共同的文学风尚。结社则是主动寻求相同和相似的文学主张，定期举行文会活动。如元代的江村诗会、南园诗社、敦交诗社、北郭诗社、壶山文会、南湖诗会、景德诗会、陶园诗社、云印诗社等。研究酬唱制度和结社制度，能够更为全面地审视文学风尚的形成和文学潮流的发展，观察文学在特定时期发展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文学作品的背后是一个个生活在现实中的作家，他们通过阅读、科举、任职、升迁、贬谪来面对不同的生活境遇。伴随而来的文学书写，常常会涉及特定制度作用下的作家作品。有些是作者自我的书写，有的则是制度要求而成的奏议、上表、书信等，其中那些文采斐然的篇章被视为文学作品而传唱，但大量的应用性表章湮没无闻。历史上的每个人都是生存在多重制度下的现实的人，作家也不例外，因而研究文学制度，能够更为清晰、更为明确、更为深刻地理解文学的多样性的形成动因，观察文学的周边制度如何全面而深刻地影响文学的存在方式。

文学与制度的研究需要在文学与制度的交叉面上展开工作，至少要能横跨文献、历史、文学三个不同的研究领域，才能在研究中左右逢源、顾盼自如。

首先要全面理解制度之于文学的影响。中国历史上的职官制度、言事制度、选拔制度和任用制度都深刻影响了作家的生存状态和生活境遇。分析研究这些制度的存在方式、运行特点，能够看出他们之于文学总体性的影响。比如西汉货殖观念催生博物意识，使得汉赋以博备作为言说方式。东汉崇尚合乎礼制，使得赋作里的东汉制度显得合乎俭约的要求。从制度研究文学能够广泛地理解制度对文学的决定性作用。

研究制度需要历史学意义上的事实判断，制度性的设计所形成的文本是完善的，但其推行后是否在民间执行，则需要借助于历史史料进行观察、考证和研究。制度文学研究的是制度决定的文学，这些制度只有付诸实践并行之有效，才有文学研究的意义。

其次是分析文学与制度的互动关系。古代公文制度的运行，直接催生了很多作家作品。但有的制度是间接地推动文学的发展，比如书籍制度、印刷制度、报刊制度等，他们是文学传播的机制。在印刷制度成型之前，文学就已经存在而且不断传播。这就需要我们把握好文学与制度互动的界限和尺度，讨论文学研究的主要动力和次要动力，清晰地观察制度与文学的互动。通过制度研究文学，要抓住制度与文学互动的关键环节，研究文学对制度的反映，在制度与文学的交叉面上展开工作。

再次是理解文学中的制度表达。文学作品尽管有虚构的成分，但文学作品合起来，就能观察一个作家在某一个时段内对制度的反映。比如刘禹锡的很多表章是替朝廷草拟的，李贺的歌诗很多也是作为协律郎时的创作，白居易的讽喻诗也大量作于担任拾遗期间，这些基于职务创作的文学作品，是当时公文制度、礼乐制度、职官制度的反映。要学会利用文学中的制度性史料，观察文献中制度运行的形态，在正史之外寻求到文学验证制度的方式方法。

最后，文学的制度化是研究重心。制度化的文学是文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某些规定性，被作家作品所反复强调。比如文体的分类就使得文学表达具有一定的格套，促成了文学内部创作的制度化。研究文学制度，要关注于文学的外部制度，更要关注于文学的内部制度，也就是文学约束性规定。

因此，文学制度研究要研究与文学相关的外在制度，更要研究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内在规定性。内在规定性是文学得以从公文中独立出来的特质，这种特质是优秀作品存在的依据。通过制度观察文学，可以发掘文学的艺术性审美特征，文学制度研究才能以文学为本位。

（作者：曹胜高，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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